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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7-03-20

塑造未來社會的關鍵趨勢

——在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發言

樓繼偉

2017319

   

    謝謝德里克·阿博利先生,也非常感謝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剛才精彩的發言。特別是在勞倫斯·薩默斯教授發言之后,發現他的觀點很多和我接近,我就照我的準備來說吧,互相之間有一些補充。我們的題目是塑造未來社會的關鍵趨勢,這個問題有些難度,我試探性地講些意見。我想講五點。

    第一,近中期全球面臨總需求不足和總供給提升的障礙。

    如何良性地提高總需求,可持續地改善總供給能力,是近中期的關鍵。金融危機對各國造成的沖擊和恢復過程的緩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關國家在總供給一側的脆弱性,當然也反映了全球化將大家聯系在一起,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逃脫全球性的沖擊。

    總供給一側的脆弱性怎么造成的?基本上是由于過度的管制、過高的福利和民粹化的傾向,造成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性、靈活性不足,基礎設施建設的動員能力不足和技術創新不足,所引致的總供給能力提升障礙。應對金融危機沖擊,應當適度加杠桿,各國也確實都在適度加杠桿,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加杠桿,階段性地增加總需求,防止危機快速蔓延,并且應當利用好這一喘息的時機,抓緊進行包括金融監管的改進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也就是TFP)的結構性改革,以改善總供給能力。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應對短期危機又建立起中長期良性的增長機制,從而財政、貨幣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桿,經濟進入恢復性和可持續增長。

    但是,貨幣財政加杠桿給出了經濟穩定的幻象,因而不愿意忍受改革的陣痛。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買來的時間如果浪費掉了,政策空間會越來越小,最終需要在緊貨幣、緊財政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陣痛會更加劇烈,就更難凝聚共識,容易滑向左傾或者右傾的民粹主義?,F實情況是,從全球角度看,杠桿率高企,而TFP停滯或者下降,民粹主義泛濫。在此艱難時刻,更需要關鍵政治家的擔當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順序推進改革,改善供給。

    第二,科技進步加快重塑經濟和社會結構。

    例如,信息技術的發展,智能制造會越來越普遍,甚至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云計算的應用,在公開市場投資上,以85%的概率戰勝市場(beat market)的情景是可能的,而且相信不會太遠。投資界的朋友不必過分的擔心,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找到辦法。

    再例如,新能源技術的發展使成本下降、應用方便,對于傳統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會太遠。

    還例如,互聯網和3D打印的發展,信息、技術、商業模式的傳播,甚至服務和制造的轉移,不再有時間、距離和地域的限制。

    總之,創新將改變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就業形態和收入分配,各國之間的經濟平衡關系改變特別是全球化不可阻擋。

    第三,全球化的發展。

    全球化是資本、技術、可貿易產品和服務,以及勞動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國發展階段不同、人口結構不同、自然條件不同,全球化優化了資源配置,是多贏的,各國都在受益。同時,各種要素的流動性不同,流動的形態也不同。土地是無法物理性流動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態絕對受全球化的影響。例如,巴西、阿根廷將原先的草場改種大豆,大量出口到中國。對于勞動力的跨域流動,各國都有合理的限制,沒有一個國家不加限制的,這都是可以理解的。資本、技術、可貿易產品和服務的流動性要強得多,也是難以管制的。過多的管制和壁壘會呈現雙輸或者多輸的結果。當然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是否有益是不確定的,而且在當前金融監管之下,大家也在考慮如何合作,對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進行合作監管。

    資源的優化配置,帶來了各參與國國民福祉的提升,當然不一定導致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很難區分出收入分配的變化有多少是由科技進步造成的。剛才勞倫斯·薩默斯教授深入闡釋了這一現象,我就不再重復??傊?,這就需要政府的調節,例如改善基礎設施,改善教育,等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擋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國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財富基礎。

    第四,當前全球協調的必要性再次凸顯。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領導人面對共同的災難,空前一致地加強了政策協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去年,我作為聯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長共同主持了G20財經渠道會議,期間與在座的雅各布﹒盧財長有非常好的合作,我們有很多不同,但最終都達成一致。

    時至今日,面對杠桿率高企、生產率停滯、經濟增長總體緩慢、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貿易摩擦加劇、民粹主義盛行,我不認為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家會認為,全球的經濟已經實質性的、可持續的復蘇。而且,各國的政策空間在縮小,協調產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們有太多的事項需要協調。

    例如,競爭性的降稅有沒有終點?過去中國2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在全球范圍是中等偏下的,現在已經逐步變成了稅率的中樞,可能還要往下降,有沒有終點?任何一國,實行正的進境稅和負的出境稅能否奏效?現存的雙邊稅收協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訂?中國已經簽署近100個雙邊稅收協定,如果出現剛才說的那種情況,各國要不要重新談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報復會是什么樣的結局?

    如何運用好貨幣政策和適宜的財政政策工具,有效降低杠桿率又不引發降杠桿過程中的風險。這個問題各國都碰到了,對中國而言也是一個非?,F實的問題。

    金融監管應當把握到什么程度,使得金融體系是安全的,不會讓納稅人為風險“買單”,同時又能以適宜的成本支持實體經濟。加強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分析和風險監控,也需要相互的協調。

    如何加強多邊開發機構的作用,動員各種力量,包括私人部門去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加強薄弱、脆弱地區,例如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

    貧困和自然災難是地區動亂的重要原因,減貧和應對氣候變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務,更需要協調行動。

    今天我注意到,今年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剛剛結束,會議公報中刪除了去年達成的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措辭,也不再提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合作。我還注意到,中國財政部在會后的聲明中強調,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支持推動氣候變化的合作,所以公報中這兩點遺憾肯定不是中國造成的。當然,會議的協調過程還不為人知,但說明確實需要全球協調。

    如此等等。今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發表了題為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正是表達了中國領導人加強全球協調的意愿和誠意。

    第五,我們處在十字路口上。

    全球進入了新常態,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早有認識,在2013年提出了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階段,也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進而提出“三期疊加”將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的新常態。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要在適度加強需求管理的基礎上,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新常態的提出,也是考慮到全球經濟在近中期高度不確定性的外部因素,所做出的綜合判斷。中國決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時負起應當承擔的外部責任。

   全球經濟進入了新常態,這一點,IMF總裁克里斯汀·拉加德女士曾有表述,其特點不必贅述。問題在于,各方面如何認識?國際如何協調?要認識到,科技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革命,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變的,將深刻影響各國和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要認識到,高杠桿率和低生產率的搭配,蘊藏著高風險,危機還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擔起責任,應當是各國的共同選擇。以鄰為壑、轉嫁風險,只會得到報復性的反擊,只會引發災難。改革常常是由危機觸發的,改革、開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機還可能觸發另一種情景,就是沖突和對抗,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們處在十字路口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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