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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8-03-26

  

樓繼偉理事長在2018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講話

2018324

 

中蘇改革比較分析

 

感謝主持人的介紹,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上午好!很高興參加2018年發展高層論壇。本單元的主題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談起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如何取得這樣的改革成就?我想借助前蘇聯作為參照,主要就中國與前蘇聯的經濟改革進行簡要的對比分析,歸納中國成功的基本經驗,希望能夠對各位有所啟發。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轉折,開啟了“強起來”的歷史新征程。談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多人會與前蘇聯時期的改革探索作對比。同為社會主義大國,同樣面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兩國收獲了截然相反的改革成果,中國走上了國富民強的康莊大道,而蘇聯卻陷入聯盟瓦解、經濟大幅衰退、蘇共倒臺的悲慘境地。究其原因,我認為首先是兩國面臨的改革條件不同。

第一,中國從來就不是完整的蘇式計劃經濟體制。建國后學習蘇聯不久,我們逐步了解到蘇式計劃經濟體制中的缺點,意識到蘇式道路行不通,決定以其經驗教訓為借鑒,立足自身實際,探索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初的《論十大關系》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核心內容是集權與分權結合,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同時就如何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以及沿海與內地發展的關系等,做出了明確且符合實際的判斷,這使得中國的體制不至于過度僵化。

第二,中國沒有形成強大的維護舊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文革后期造反派當政,文革后已被清理。因此,改革不受既得利益影響,全國人民期盼改革。改革使所有人受益,而沒有人受損,形成了事實上的“帕累托改進”。反觀蘇聯,當時也謀求改革,但由于存在頑固的既得利益集團,改革處處受阻,難以推進。比如,蘇聯當時不得已搞了一個“機械工業優先”,實際上是對既得利益集團和官僚機構的妥協。

第三,文化大革命后,國民經濟已到崩潰邊緣,我們的任務是重建經濟體系。經歷過文革,大多數人意識到在當時條件下,計劃經濟是行不通的,雖然并沒有明確提出建立市場經濟,但就蘇式計劃經濟體制必須改掉這一點已經形成共識。蘇聯則面臨不同的情形,長期形成了完整僵化的國民經濟體系,改革的任務是要對其進行重構,難度遠遠超過中國。

第四,在中國,人們還有市場經濟的記憶。蘇聯1925年新經濟政策終止后,經過斯大林時期一遍遍的整肅,到改革時,前蘇聯已有兩代人經歷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而我們建國后“割資本主義尾巴”從來沒斷過,這也說明我們的“資本主義尾巴”從來沒有割干凈過。

第五,鄧小平同志的遠見卓識和堅強領導至關重要。小平同志主政后,堅持撥亂反正,面對正反兩方面沖擊,久經考驗,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鼓勵大膽創新,堅定地推進改革,認清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基礎上,集中精力抓改革開放。而蘇聯歷任領導人缺乏小平同志那樣的政治擔當和領導能力。

第六,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發揮的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并且絕不僵化,能夠與時俱進、不斷完善、自我革新,并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和為人民服務的初心。蘇聯改革失敗后,很多人總結,重要的原因是蘇共已經沒有這個初心,只為一小撮官僚利益集團服務。

回首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我認為中國的成功經驗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一是堅持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盡管期間有一定的起伏,但總的看是市場導向的,價格是自由的,重視對產權和契約的保護,并不斷提升法治化水平。二是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實施有順序的開放。從沿海地區開放外商投資到全國開放;從外資僅限于來料加工出口,到利用“兩個資源、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資源全面向外資開放;從經常項下的商品貨物開放過渡到資本項目可兌換,再到自貿試驗區推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中國以開放的姿態全面接受國際規則,擁抱全球化,開放步伐逐步加快,并且有力地促進了改革。三是選擇了正確的改革順序。從農村突破,進而拓展到輕工業,再擴大到各個行業,市場逐步豐富,極大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改革為自己開辟了道路。四是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形成了地方政府競爭格局。當然,這種做法有利有弊,但在改革開放的早中期,形成了利大于弊的強有力的發展驅動格局。五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處理的比較好。我們高度重視制度建設,重視政府管理向市場經濟職責轉換。特別是1994年的配套改革,基本上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架構。六是對政策取向及時糾偏。1988年出現嚴重通脹后,實施治理整頓,采用行政手段加強管控,帶來了回歸行政管制的傾向。針對這一苗頭,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講話,及時遏制了這一趨勢,并推動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目前看,高度分權的地方政府無序競爭、國家治理不到位形成的弊端日益顯現,追求高投入、高消耗式的經濟數量增長,不重視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帶來了投資效率下降、生態環境惡化、收入分配公平性下降、福利承諾不可持續、風險高企等一系列問題。對此,我們審時度勢,適時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五個統籌”。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了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戰略判斷,著力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繪就出改革開放的嶄新藍圖。

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做出了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規劃了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的路徑是清晰的,任務是明確的。只要我們認認真真完成改革開放任務,腳踏實地沿著既定道路前進,我們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我們的目標也一定能夠實現。

謝謝。

 

 

發展高層論壇總結講話

 

主持人:請各位對今天的發言作簡要總結,并展望一下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前景。

樓繼偉:我們國內的改革發展路徑其實是比較明確的,黨的十九大已經做出了規定,我就不再多說了。國際上最重要的還是處理好和“老大”的關系,就是同美國的關系。其實剛才三位教授都講到了,就差一層窗戶紙沒有捅破。邁克爾·斯賓塞教授講到了中國用市場換技術,實際我聽出來隱含著的是中國的做法不太恰當。林毅夫教授認為這一點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秘訣,我們用的就是這個東西,因此我們現在成功地轉型了。斯蒂芬·羅奇教授在討論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時,實際上也談到了中美之間的問題。

中美關系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有一點必須認識清楚,中美貿易問題的癥結不在于中美逆差,因為根據特里芬悖論,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必須保持財政赤字和經常項下赤字的“雙赤字”狀態。因此,美國經常項下的貿易赤字不是來自于中國就來自于其他國家,只不過因為中國的競爭力強,所以目前主要來自于中國。這個道理美國要想清楚,中國也要想清楚,因此我們兩國沒有必要打。當然現在已經打起來了,我覺得中國商務部給出的措施還是比較溫和的,還沒有打到美國“疼”的地方。如果我要在政府,我可能先打大豆,然后打汽車,然后打飛機,歐洲人也不要高興,我們也不會讓別人都占便宜。反正最后大家來談,其實重要的就是特朗普總統是生意人,所以打一打大家就可以一起談了。實際上,中國技術引進方面的政策不是不可以改進的,我們的方向已經很明確了,即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現在正在按照這個方向走。而且是在6個自貿試驗區在試驗這個制度,然后再推向全國。我理解特朗普總統這么做是為了中期選舉,我們打他就打他的中期選舉不就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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